同晶晶一样，不少孩子在渑池县人民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渑池县人民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有的患者到死都不知道感染的是艾滋病。”
以丙肝的名义起诉
11月27日早上8点———渑池县人民法院传票上写明的开庭时间。
38岁的孟珍(化名)和丈夫提前20分钟来到法院。他们作为女儿晶晶的代理人出庭，13岁的晶晶独自等候在临时借住的家中。和孟珍一起来到法院的，还有十几名同样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家属。
因为艾滋病案件在当地法院不能立案，孟珍只能以女儿输血浆后感染丙肝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
法庭并没有准时开庭，直到8点50分，被告方渑池县人民医院的代理律师才走进审判庭。律师的迟到“点燃”了患者家属们的怒火，“你怎么替医院说话？要是你孩子被染上呢？”
还未开庭，气氛就紧张起来。
这时，渑池县人民医院一名负责人走过来，笑着跟孟珍说：“今天不开庭了，法官出差了。”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孟珍，她“嘭”地推开审判庭的后门，找到值班的法官说：“你们开庭不开庭？不开庭我去喊院长！”
法官见状，说：“好，好，等一会儿喊个人就开庭。”
十分钟后，审判员、书记员、审判长先后到庭。审判长宣布开庭后便起身离开，由审判员一直主持审判。
当天，从北京赶来的律师周细红和民间艾滋病组织志愿者徐海峰免费代理了晶晶的案子。
虽然是以丙肝的名义起诉，原告律师仍然在法庭上提出了“医院输血导致患者感染丙肝和艾滋病”的指控，并出具了相关证据和票据，提出索赔16万余元，并追加2万元医疗费的要求。
医院律师并未对感染事实做任何辩驳，只是提出赔偿额度应按国家标准赔付。
担心影响女儿将来上学，孟珍没有让晶晶出庭。
当天上午11点左右，庭审结束。被告方代理律师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后，匆匆离场。孟珍说：“律师怕这些人再围攻他。”
意外查出艾滋病
今年春节前，常年拿药当饭吃、打针不知道疼的晶晶又病了，咳嗽、发烧。2月16日，晶晶再次住进渑池县人民医院，诊断医生仍是她熟知的杨大夫。诊断结果：上呼吸道感染。
吃药，输液，到春节前一天，杨大夫跟晶晶母亲说：“没事儿，回吧！”孟珍给晶晶拿了药，带她回了家。
3月15日，晶晶开始冒汗，发烧后出现昏迷。一路上插着氧气瓶，晶晶被送到西安西京医院儿科。孟珍以为女儿得了白血病。
抽血，检查。检测结果出来时，医生对着孟珍“吼”：“你女儿输过血没有？”
孟珍说：“没有。”
“再仔细想想！”
“输过血浆没输过血。”
“一回事！你女儿得的是艾滋病！”
孟珍蒙了，她问：“啥是艾滋病？”医生愤怒了。
医生让孟珍将女儿从西京医院转到西安唐都二院感染科。搞明白艾滋病后，孟珍一路上泪如雨下：“老天爷掉块石头咋偏偏砸到我女儿头上？”
3月29日，晶晶出现休克，病情恶化。医生建议，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当时晶晶都不能走了，只能背着走。”4月份，晶晶在地坛医院经过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这时，孟珍突然回想起渑池县医院裴大夫的“莫名”提醒，才觉得别有深意。晶晶的病常年看不好。一次，在医院走廊，裴大夫跟她说：“暑假带孩子去西安查查病，河南查不出来。”她没有留意，心想：“发烧感冒去什么西安啊！”
诊断结果出来那一刻，孟珍明白了，给女儿输过血的杨大夫，为什么每次在街上碰到总躲着她走。
孟珍几乎要疯了。
院方承认输血感染
孟珍没有找到当年晶晶在渑池县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渑池县人民医院开始不承认给晶晶输过血浆。
孟珍唯一的有力证据是女儿晶晶一份1995年12月18日的出院证，入院日期为1995年12月9日。这份证明，只能证明女儿曾在渑池县人民医院住过院，却不能证明医院为其输过血。
去医院要病历，院方称“保管不善，找不到病历”。
为拿到病历，孟珍每天跑到渑池县人民医院“贴身”跟着院长，“走哪儿跟哪儿”；死盯着当年给女儿输血浆的大夫杨素娥不放，“踢开办公室”，“跟到家里”，并说，“女儿有个三长两短，跟你一命抵一命”，搞得“医生杨素娥压力很大”，最终渑池县人民医院步步妥协。
今年4月27日，渑池县人民医院开具第一份证明：“因我院1997年以前住院病历保存不完善，1995年住院患者晶晶的病历，经查找后未找到，可能已遗失。”
孟珍不满意，再次“闹”到医院。6月25日，院方在压力下最终承认：“我院承担对病历保管不善的相应责任。”
拿到两份证明材料，今年9月26日，院方与孟珍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在协议中，院方首次承认“患者晶晶1995年12月9日至12月18日住渑池县人民医院儿科治疗期间输过血浆”，并承认晶晶感染了艾滋病的事实。
协议中，院方同意“每年支付艾滋病补偿款”，“照顾”患者急用钱，医院先支付了两年的费用。
迂回起诉医院
从检测出女儿感染艾滋病，到寻找证据起诉医院，孟珍经历了一个由死到生的过程。
确定艾滋病后，3月27日，孟珍带女儿从西安绝望地回到渑池。第二天，她将50平方米的房子匆忙以2万元卖掉，揣着亲戚们资助的钱，
同晶晶一样，不少孩子在渑池县人民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渑池县人民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有的患者到死都不知道感染的是艾滋病。”
以丙肝的名义起诉
11月27日早上8点———渑池县人民法院传票上写明的开庭时间。
38岁的孟珍(化名)和丈夫提前20分钟来到法院。他们作为女儿晶晶的代理人出庭，13岁的晶晶独自等候在临时借住的家中。和孟珍一起来到法院的，还有十几名同样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家属。
因为艾滋病案件在当地法院不能立案，孟珍只能以女儿输血浆后感染丙肝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
法庭并没有准时开庭，直到8点50分，被告方渑池县人民医院的代理律师才走进审判庭。律师的迟到“点燃”了患者家属们的怒火，“你怎么替医院说话？要是你孩子被染上呢？”
还未开庭，气氛就紧张起来。
这时，渑池县人民医院一名负责人走过来，笑着跟孟珍说：“今天不开庭了，法官出差了。”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孟珍，她“嘭”地推开审判庭的后门，找到值班的法官说：“你们开庭不开庭？不开庭我去喊院长！”
法官见状，说：“好，好，等一会儿喊个人就开庭。”
十分钟后，审判员、书记员、审判长先后到庭。审判长宣布开庭后便起身离开，由审判员一直主持审判。
当天，从北京赶来的律师周细红和民间艾滋病组织志愿者徐海峰免费代理了晶晶的案子。
虽然是以丙肝的名义起诉，原告律师仍然在法庭上提出了“医院输血导致患者感染丙肝和艾滋病”的指控，并出具了相关证据和票据，提出索赔16万余元，并追加2万元医疗费的要求。
医院律师并未对感染事实做任何辩驳，只是提出赔偿额度应按国家标准赔付。
担心影响女儿将来上学，孟珍没有让晶晶出庭。
当天上午11点左右，庭审结束。被告方代理律师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后，匆匆离场。孟珍说：“律师怕这些人再围攻他。”
意外查出艾滋病
今年春节前，常年拿药当饭吃、打针不知道疼的晶晶又病了，咳嗽、发烧。2月16日，晶晶再次住进渑池县人民医院，诊断医生仍是她熟知的杨大夫。诊断结果：上呼吸道感染。
吃药，输液，到春节前一天，杨大夫跟晶晶母亲说：“没事儿，回吧！”孟珍给晶晶拿了药，带她回了家。
3月15日，晶晶开始冒汗，发烧后出现昏迷。一路上插着氧气瓶，晶晶被送到西安西京医院儿科。孟珍以为女儿得了白血病。
抽血，检查。检测结果出来时，医生对着孟珍“吼”：“你女儿输过血没有？”
孟珍说：“没有。”
“再仔细想想！”
“输过血浆没输过血。”
“一回事！你女儿得的是艾滋病！”
孟珍蒙了，她问：“啥是艾滋病？”医生愤怒了。
医生让孟珍将女儿从西京医院转到西安唐都二院感染科。搞明白艾滋病后，孟珍一路上泪如雨下：“老天爷掉块石头咋偏偏砸到我女儿头上？”
3月29日，晶晶出现休克，病情恶化。医生建议，转到北京地坛医院治疗。“当时晶晶都不能走了，只能背着走。”4月份，晶晶在地坛医院经过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这时，孟珍突然回想起渑池县医院裴大夫的“莫名”提醒，才觉得别有深意。晶晶的病常年看不好。一次，在医院走廊，裴大夫跟她说：“暑假带孩子去西安查查病，河南查不出来。”她没有留意，心想：“发烧感冒去什么西安啊！”
诊断结果出来那一刻，孟珍明白了，给女儿输过血的杨大夫，为什么每次在街上碰到总躲着她走。
孟珍几乎要疯了。
院方承认输血感染
孟珍没有找到当年晶晶在渑池县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渑池县人民医院开始不承认给晶晶输过血浆。
孟珍唯一的有力证据是女儿晶晶一份1995年12月18日的出院证，入院日期为1995年12月9日。这份证明，只能证明女儿曾在渑池县人民医院住过院，却不能证明医院为其输过血。
去医院要病历，院方称“保管不善，找不到病历”。
为拿到病历，孟珍每天跑到渑池县人民医院“贴身”跟着院长，“走哪儿跟哪儿”；死盯着当年给女儿输血浆的大夫杨素娥不放，“踢开办公室”，“跟到家里”，并说，“女儿有个三长两短，跟你一命抵一命”，搞得“医生杨素娥压力很大”，最终渑池县人民医院步步妥协。
今年4月27日，渑池县人民医院开具第一份证明：“因我院1997年以前住院病历保存不完善，1995年住院患者晶晶的病历，经查找后未找到，可能已遗失。”
孟珍不满意，再次“闹”到医院。6月25日，院方在压力下最终承认：“我院承担对病历保管不善的相应责任。”
拿到两份证明材料，今年9月26日，院方与孟珍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在协议中，院方首次承认“患者晶晶1995年12月9日至12月18日住渑池县人民医院儿科治疗期间输过血浆”，并承认晶晶感染了艾滋病的事实。
协议中，院方同意“每年支付艾滋病补偿款”，“照顾”患者急用钱，医院先支付了两年的费用。
迂回起诉医院
从检测出女儿感染艾滋病，到寻找证据起诉医院，孟珍经历了一个由死到生的过程。
确定艾滋病后，3月27日，孟珍带女儿从西安绝望地回到渑池。第二天，她将50平方米的房子匆忙以2万元卖掉，揣着亲戚们资助的钱，